大學，是人類進入網路世代5000多天之後的今日，受益最大、受害最深、本性已質變的對象之一。
看高教校內、校際、國際間所玩的「追求卓越、前進百大」遊戲即可知。
如果...
在一個水塘中，住了很多習慣水性能在水中游泳的動物，其周圍也住著因愛這個水塘而住進駐但不擅游泳的動物。有天住在水中的多數動物意識到水塘資源漸少、也希望鞏固原有勢力，但若不能產生一套使用資源的規則或說法，將引起少數動物群起集會抗議---如果他們搬離，那可就不好玩/也糟糕了（畢竟這些弱勢身上還是有可以攫取的資源，沒有人會嫌少吧）～
於是，這個大社群召開數次水塘社區大會討論出怎麼樣才叫對這個水塘社區有貢獻的規則；這些住在水中佔多數的烏龜魚青蛙動物們很快的就掌握了主要發言權，當然，也主宰了「貢獻」的操作行定義與標準---凡有助突破游泳極限的內容均稱貢獻。
然而，這樣的定義與標準對於社區中只因愛這方水域而居於畔的少數社群如鳥兒和昆蟲來說來說，十分無奈，佔多數的社群都決定以游泳來定義傑出了，少數社群即使知道自己飛得很好、可以起什麼作用...？
獲得金牌獎盃者有了補助資源，很快地又拿下更多獎牌；壓力與自我催眠之雪球愈滾愈大，甚至有不諳水性者，也開始為了爭取資源參加起游泳相關活動...。
另一方面，台灣傑出的教授們在大學之間流動或移動，已非這一兩年的現象。初期，多是由公立學校移動至私立學校，主因是台灣優退制度異動、能退休就趕緊退休，加上私立大專院校為提高師資經常禮聘資深教授擔任講座；
最近，隨著鄰近香港其大學改制（由三年改四年），教師缺額驟缺一千多名，加上現代性社會普遍中大學排名之毒已深，國立大學教授申請退休或休假移動至他校者（被挖角到另一排名更居前位的大學）不少...。
從學術人的本質與義務來看，現在大學教師若能讓成果符合主流（量化）定義，就會有買主流價值的大學來邀請，不過，這些流動或移動，我們有多少自信說那是出自知識份子為更能探究世界奧秘的愛或考量？？
高教所設計的講座教授制度，與高薪同義（恐怕沒有人敢說有例外者），讓名等同於實質的利；這種打著追求卓越之名的數據化物質化功利化作為，能否讓我們更有「大」「學」的實質？也許，只能說讓參與遊戲者愈來愈知道如何將研究案分配好、在有限時間內產出符合主流要求的最大成果罷了！？不可諱言，這與在唯商機不圖的企業之間跳槽的意圖有何差異？大學中的流動移動、原則判準，也可以是更多的名與利。
我們想過，對年輕的大學人來說，這種在資深有成老師們身上---愛資源、更勝真理（或作為一位大學教師的社會責任）、移動遊走於大學間、絕對服從量化遊戲規則、審查沒時間讀資料但要求CHECK LIST...---有意無意學到的潛在課程，將會對他們自己或這個社會產生什麼作用或效應？
以台灣為例，這些年不知丟出幾百億、非往百大排行榜衝不可，參與排名遊戲的各大學雖然很努力，但畢竟不是「那套」規則制訂者。而除非有GUTS拒絕繼續玩下去，要不然，嚷著規則不公平、私底下卻比其他參賽者更奉規則為規臬的那些大學，不必多久就會讓人看穿其假反省圖清高的意圖。
平心而論，爭取排名居前若能解決少子倒校問題那也就算了，問題是，制訂遊戲規則之高教機構的國家也普遍有人口下滑現象，透過目前難以動搖的名次優勢積極地跨文化跨國招生或甚至設置利多招募他國高中生菁英的策略，已陸續出籠。如此來看，台灣的大學燒掉這麼多這麼多資源、讓幾所大學鑽進百大榜的具體價值/最終意義...究竟是什麼？？？
簡單地說，只要不敢不玩，參加排名遊戲的成員，除了歐美這些常出諾貝爾獎的大學之外，其餘都是輸家---
最「好」的資源或早或晚，都將朝排名居前的（歐美）大學移動遊走（也許，就像當年他們從他們大學或老師身上學到的一樣）...。
最諷刺的是：當各國家政權或意見領袖爭先疾呼以節能減碳遏止暖化速度作為新世紀主張時，卻又允許（甚至鼓勵）其高教機構以「學術研究」為名（為了卓越、為了國力）賣力地燒資源。大學或研究機構，也許不是最會燒資源的地方，但卻有頂能巧妙躲過責難的面具...。
如果，將社會現況看清一點、將大學任務看大一點、將人類發展看遠一點，我們應該不難發現，這些年來戴著高教革新之帽遮遮掩掩、學會炒作話題與息事寧人別上報的大學及其參與者，除了排行名次之外，也成就了這個社會的功利旨趣。
進入二十一世紀，（頂尖）大學， 你確定要跟著資源走、確定成為Johan Galtung其所謂結構性暴力共犯？決定改名叫「功利」了嗎？
敬愛的台大師生同仁
行政院於 2004 年提出五年五百億元的「發展國際一流大學計畫」（現改為「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希望五年內打造國內至少一所大學進入世界前一百大。2005 年 10 月 9 日教育部公布了該計畫的入圍名單，共有 12 所學校獲得補助，其中本校獲得每年 30 億的補助。
獲此經費挹注，責任自然也非常重大，本校「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的總體目標在提供一流師生學習與創新的優質環境，以培養我國未來跨領域優秀領導菁英人才，並提昇臺灣對世界的貢獻。未來將全面提昇教學研究、整合資源重點突破，追求卓越；準備在五年中發展出十到十五個領域成為世界一流，並以澳洲墨爾本大學為目標，在五年到十年中全校排名進入世界前一百大。期望本校師生員工能夠群策群力，攜手共進，克服種種困難，把本校推向世界百大，開創嶄新的未來，這樣才能向社會交代、向歷史交代。
校長李嗣涔 2006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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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尖大學5年500億／政大吊車尾 元智出局
獲大額補助減為十一所
〔記者謝文華／台北報導〕教育部最大一筆高教經費「五年五百億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第二梯次名單出爐，由十二所減少為十一所大學，元智大學遭淘汰出局，一度不被看好的政大，以第十一名擠入榜內。
元智校長直言不能接受
元智大學校長彭宗平昨天以「豬羊變色」形容這個讓他意外的結果，並直言「不能接受。」政大校長吳思華受訪時，不經意三度說了：「謝謝部長。」
九十四年起實施的五年五百億計畫，第一階段選出十二所大學，在經過考評審議後，第二階段名單昨天出爐，進入複審的十五所大學「人人有獎」，不過獲大額補助的頂尖大學剩十一所。
台大、成大維持平盤
教育部特別挪撥三．四億元給元智大學（燃料電池）、高雄醫學大學（環境醫學研究）、海洋大學（水產生物科技研究）、中原大學（薄膜研究）四所大學發展重點研究中心，前三校各獲九千萬元，中原獲七千萬元。
元智大學為何出局？教育部高教司長何卓飛轉述審議委員看法指出，元智的「燃料電池頂尖中心」、「通訊科技頂尖中心」等相關研發工作欲達到的目標太多，反而表現不如預期，基礎科學平台尚待建立，欠缺明確發展策略、研究工作亦無明顯進展。
台大不論在質、量表現都穩居「龍頭」，可連續在未來三年，每年再拿三十億元，總計五年間獲得一百五十億元經費。成大排名第二，獲十七億元，兩校獲助金額維持「平盤」。
清大增兩億 政大少一億
三至五名分別是清大、交大、中央，都因表現出色獲「加碼」，清大增加二億為最多，交大、中央也增加一億元。中山、陽明補助與上次相同，中興略增，唯獨台灣科技大學、長庚大學、政治大學比上次減少一億元。
教育部高教司長何卓飛說，上述學校可自九十七年起連續三年獲得上述經費，但若經考核不佳，仍可能減列、勒令退場。
何卓飛說，評分基準分為質化、量化指標，各占總分五十％。質化指標包括整體制度與組織運作、基礎設施、教學與輔導、重點領域或研究中心、人文社會發展策略、財務規劃與永續經營等六項；量化指標則包括研究量、國際化情況、產學合作量等。
十四名審議委員名單如下：經建會主委何美玥、國科會主委陳建仁、政務委員林錦昌、研考會主委施能傑、中華電信董事長賀陳旦、前財政部長林全、美國西來大學校長黃茂樹、台大教授林萬億、中研院院士何志明、王士元、陳垣崇、朱敬一、中研院副院長劉兆漢、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游正博。另加審議委員會主席、教育部長杜正勝，共十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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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ntust.edu.tw/~history32/track_4.html
台灣科技大學榮獲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十二所研究型大學之一
被外界稱為「五年五百億」計畫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規劃由政府補助新台幣五百億元，分五年撥發，每年撥發一百億元，以發展高等教育朝國際一流大學與頂尖研究中心目標邁進。
五年五百億計畫共有廿九校提出申請，初審通過十七校，複審選出十二校，教育部長杜正勝於九十四年十月九日下午宣布獲補助的十二所學校與每年獲補助的經費額度：台灣大學三十億元，成功大學十七億元， 清華大學十億元，交通大學八億元，中央大學、中山大學各獲六億元，陽明大學五億元，中興大學四億元，政治大學、台灣科技大學、長庚大學與元智大學各獲三億元。 教育部指出，五年五百億經費第二年補助額度要視學校承諾事項執行情形調整，第三年起則要每年評估，若未達預期目標，就不再提供後續補助。
根據教育部訂出的考核指標，十二所頂尖大學入選學校必須在國際論文總數及影響指數的排名有所提升、延攬國外傑出教師及研究人員數增加、與國內外大學或學術研究機構進行實質合作數增加、每年產學合作計畫有所成長、高科技或特色領域人才及培育相關產業界實用人才的質與數增加。
此外，教育部還規定一般性改進要求，包括國立大學組織運作機制宜朝法人化調整與強化、成立諮詢委員會、建立彈性薪資延攬國外頂尖人才任教、加強教師考核獎勵淘汰機制，並且強化學校基礎建設，營造校園文化，讓老師與學生願意留在校園內學習、研究。
為免外界誤以為頂尖大學計畫重研究而輕教學，審議委員會副召集人黃榮村強調，十二所入選大學有一個附帶條件，就是必須擴大大學部招生規模，以強化大學本科教學，讓更多學生有機會進入頂尖大學就讀，同時增加甄選入學比率，以發揮優質人才的培育功能。 教育部也要求這些頂尖大學在獲得經費之後，要進行各項資源的整合，包括校內及校外資源的整合，同時有責任帶動或協助鄰近及同性質學校發展。
本校陳希舜校長表示，本校必須把握此次獲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的機會，針對各項重要評估指標項目，擬定執行策略，迅速有效地順利達成，以全面提升教學與研究品質，達到「頂尖大學」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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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2564042/IssueID/20100605#
和平學大師Johan Galtung在1960年代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概念：「結構性暴力」。所謂「結構性暴力」，指的是在一種抽象的社會結構下，即便沒有具體的某群人對另群人施予直接的暴力，但此一社會結構卻讓某一群人無法獲得與其他人平等的生存需求或條件，導致這群人生存受到威脅。這種生存的威脅，雖然並不來自直接暴力，但此種社會結構和環境卻對他們形成了一種「結構性暴力」。
現在中國共產黨，與許多其他過去發展中國家右派威權政體有所不同，在他們的政治口號裡，不僅僅要「發展」，更重要的是要「和平發展」。他們口號不是滿足資本家，而是要照顧弱勢的群體，要創造「和諧社會」。但是就在這樣「和平發展」與「和諧社會」的口號下，實際上中國這個經濟體已經深深地嵌入了國際資本主義體系，因而資本主義體系下巨大的「結構性暴力」也不可避免地進入中國。這種全球資本主義下的「結構性暴力」，實際上表現在每個工廠的生產和生活環境裡。富士康雖然的確稱不上「血汗工廠」，但其所謂的軍事化管理，與那些「血汗工廠」一樣，目的都是為了在這個無情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下，壓低成本獲取最大利潤。無論是台資、中資、外資，其實他們都是現在所謂「中國模式」的生產主力，都默默地共同創造了這個「結構性暴力」。
企業要負社會責任
這個資本主義「結構性暴力」為何在中國特別明顯？其實世界各地都有勞動條件苛刻的生產工廠，但在很多國家這些現象比在中國容易曝光，或因為工人自身的抗爭，或是因為當地公民社會的監督檢舉，又或是因為國際組織的揭發，但最主要是因為當地政府必須處理，導致立法或司法機構最終會對此種苛刻勞動條件給予限制。但在中國，既沒有獨立的工會，其公民社會的力量也非常薄弱，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各地方政府缺乏獨立的司法和立法機構，且政府往往還扮演著地方經濟發展的發動者，因此有著保護當地企業的內在傾向。如此親資方的「服務型政府」，可能世上少有。或許並非出於故意設計，但中國此種黨國威權政體卻為此種全球資本主義「結構性暴力」提供有利的環境。
有趣的是，真正讓此次富士康事件被全球注意的，是大陸的媒體和網路。從這些報導來看，無論出於何種動機，中國的政府與社會似乎也開始意識到並承認這個現象的負面意義。出於此種意識的覺醒，反而可以形成去除此種「結構性暴力」的一個開端與契機。
物化勞工的環境是一種間接的巨大暴力，但此種暴力是一種隱含在生產環境的抽象結構中，往往容易被忽視。要逐漸消除此種「結構性暴力」，絕不是針對資本家或公司給予懲罰就可以了事的，而需要進行「結構性的調整」。這種努力不僅大陸方面有責任，當台灣進一步深化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的同時，我們的政府與社會也應該認識到我們也承擔著部分的責任。全球化的經濟下，企業社會責任和全球公民責任是不分國界的，因為資本的流動是不分國界的。本文呼籲，在即將訂定的ECFA中，應該慎重考慮加入人權及企業社會責任的條款。
